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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，没有发生大的变乱，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，尤其是部族首领、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。
而十多年后，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，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，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，朝廷的汉化政策，只是一个引子，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。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这是颠扑不破道理。但作为统治者，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，尤其是针对党项人，他的忧国忧民，也是有局限的，甚至认为，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，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，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，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，没有将其彻底驯化。
在国家大局面前，党项人，具体地来讲，党项首领们的利益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敢反抗，那朝廷就敢杀，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。
因此，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，予以了肯定的评价，下诏褒奖，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，不负兖公之爵，该当重用。而这一个评价，也基本能够宣告，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。
同时，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，要求各边地官府，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，要严防部民反复，夏州事件，就是一个警示。
而根据此前的政策，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，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，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。
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，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，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，贬为庶民，这可是宗室子弟，刘崇的儿子，刘皇帝的堂兄弟。当然，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，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。
